等对香港社会的印象,在许多方面又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制度下香港的发展和进步,与封建制度下中国内地的停滞和落后,的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开放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封闭性的封建制度的进步性。两种不同社会经济形态造成的巨大反差,对中国近代史上志士仁人的思想触动极大,使他们立志学习西方改造中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奋起斗争。这种客观的历史作用无疑是存在的。
香港社会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促成香港华人商业资产阶级形成,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想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香港产生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外国在香港兴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学习西方先进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机会和场所。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在香港实践的成功,香港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引起身临其境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孰优孰劣的思考与选择。在上述社会历史条件下,也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香港历史上产生过一批新型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具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发布*纲领,有的发行中文报纸,有的出版政论文集,鼓吹学习西方、变法维新。有的则进而组织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投身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事业。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先表现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思想运动,后表现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斗争,在香港形成一股社会进步潮流,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过强大的推动力。
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他曾任伦敦传道会传道士和辅导教师,在香港居住达四年之久。他抱着辅佐洪秀全和改变中国面貌的明确目标,在香港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他除了研究神学以外,还努力学习地理、世界历史、医学等世俗科学,对西方*体制有深刻了解。在被封为太平天国干王、总理朝政之后,他提出了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在*方面,他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在经济方面,他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设想,主张制造火车、轮船,鼓励开矿、开办银行、邮局等。他还提倡雇佣劳动,为发展资本主义提供自由劳动力。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主张与外国通商,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往来。在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方案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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