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穆恩在离津之日，派人给薛焕等送来照会一件，说中国要商量更改和约，有损害葡萄牙的利益，中国“想必有不换约之定意，相应作罢会”（注：《澳门专档》（三），页76～77。）。薛焕随即照复阿穆恩：“查贵国与中国议立和约，载明俟两国御览彼此批准更换。其意盖谓彼国批准，而此国不批准，似未便更换，并无丝毫勉强之意。缘立约乃万年和好之事，必于两国有益，彼此均无损碍，方可行之永久，若有偏损之处，自应于互换之前，彼此和衷相商，将如何取益防损之处，豫为言明，方免日后不便，此乃情理之至。……乃贵大臣五月十四日（8 月17日）在公所相见，本大臣等将大皇帝饬商之件略题数语，贵大臣即起身回寓，不允商量。……如贵大臣不以中国皇帝之命为重，是不以和好为念，其必有不换约之定意，此责任在贵大臣，并不在本大臣等也”（注：《澳门专档》（三），页79。）。在条约批准之前，一方认为条约中的某些规定不妥，提出修改意见，这是完全正常的。薛焕给阿穆恩的复照，理直气壮，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此后，两国照会往来，反复辩论，迄无结果。此时法国柏公使亲自向总理衙门提出解决办法，他认为“中国在澳门设官收税，拟分一半与西洋（葡萄牙）方昭平允”（注：《澳门专档》（三），页119。）。 总理衙门认为法使的建议，不合体制，所以没有同意。1867年，澳门葡萄牙总督兼全权公使阿尔达（Jose Maria da Pontee Harta）照会清政府，要求来天津互换条约。清总理衙门在致三口通商大臣函件中再次表示：“澳门设官一层，统候该使面晤阁下时斟酌办法，总之，所设之官，万不可有领事名目，以免将来借口其地为外国所属也”（注：《澳门专档》（三），页144。）。坚决地表示绝不放弃澳门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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