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议。得彩即兑现洋，下余之款全解灾区散放。至得彩号码，照吕宋每月对号单给彩。敝局新章，加添二千号码。查吕宋票得彩只有一千号码，今于一千号码上下各加副彩一张，连同得彩正号并算，共有三千号。得彩之数：头彩得洋二万二千五百元，二彩得洋一万元，三彩得洋五千元。其余得彩数目及增号得彩数目，详列仿单。号数增多，诸君得彩较易，既可得彩，又可助赈，一举两得。
遗憾的是，齐青筹赈彩票远远没有实现与吕宋票竞争的目标。就在其发布了准备第二次开彩的告白后[44]，《申报》上却再也没有出现与之有关的消息。
虽然森宝、金阳彩票的最终结局很可能不会比齐青彩票好很多，但它们的出现不仅使西方式彩票体制实现了向中国的完整移植，而且使中国近代彩票获得的第一块阵地得到了很大的巩固，从而为广济公司发行“江南义赈彩票”作出了良好的铺垫。也就是说，这大概是江南票基本上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意外反响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江南票的鼓舞下，光绪二十七年初又突然涌现出了三家打着义赈旗号且都经官方批准的彩票。以时间为序，这三家彩票分别是由普济公司开办的“顺直义赈彩票”，其声称系“奉总办顺直筹赈局宪谕，禀蒙北洋大臣、商务大臣专折奏办”[45]；由安济公司开办的“协助秦晋义赈彩票”，其在《申报》上刊发的广告中称：“本公司奉皖抚宪王咨蒙陕抚宪奏办协助秦晋义赈彩票，札委承办，以济赈需”[46]；由广益公司开办的“筹办山西义赈彩票”，该公司宣称得到了山西巡抚岑春煊的支持[47]。不幸的是，中国近代彩票开始泛滥的序幕亦从此拉开。当然，由于此后的彩票泛滥态势既大大违背了义赈最初利用彩票方式的初衷，又不再依靠义赈作为自己的主要阵地，故而这种态势已不是义赈所能负责的了。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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