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作为一名推官，香奁诗的代表人物或广陵词坛的领袖，王士祯都坚持一种以公义、是非或风格、流派为判准的区辨立场。这种场合下的王士祯，不论是在断案、创作或从事文学批判、建立文学理论，都充满了敌我、对错意识，给人严肃、好战的感觉。但一旦走出这种特定的情境，王士祯却是一个最能打破对立，超越藩篱、疆界的浪漫诗人和风流名士。对诗文、酬唱、晏饮、游览的喜好，让他可以轻易超越*认同、朝代、地域、阶层、年龄、城乡、贵贱和性向的差异，建立一个以扬州为基地的交游网络。 

从王士祯丰富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所建立起的这个推论，当然未必适合他所交往的每个文人士大夫。遗民诗人的文化、*认同，和对前明文化价值的效忠，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就像梅尔清所说的，过去对明末遗民的种种区划，未必能用在王士祯所交往的这批文人士大夫身上。十七世纪六十年代的扬州社会远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为复杂。特别是忠诚的概念，很可能是乾隆朝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的建构。[98] 

王士祯的个案，提供更多的素材，让我们想据以想象一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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