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人舍地，在契书中往往言明是“民地”、“自置民地”“自置老粮民地”“册粮地”，有的还附加随带粮银（钱银、钱粮、大粮）额数的说明。[41] 旗地无赋银而民地有赋银，现地主在取得民地所有权同时，必须承担起向国家交纳赋银的责任。旗人舍契中，大量使用“有地”一类含糊其词的说明，又未见有随带“粮银”之类的文字，也说明施舍的多为旗地。 

大量旗地在施舍名义下流入寺观，壮大了寺观的经济实力，也凸显了它们的*和经济特权。 

岫云寺来琳置买或受施的二百余顷香火地中，相当一部分是旗地，令人惊异的是来琳的活动能量如此巨大，竟能以“所舍田又散处各州县，畸零窵远，科勘不易”为由，说服户部免于丈量，行文宛平县衙，永远作为寺产。在雍、乾两朝旷日持久的清查旗地活动中，类似网开一面的事情寥若晨星。来琳之所以能打通户部关节，内中缘故颇值得探究。 

来琳自乾隆初年升监院，掌寺内一切事务，“相信益深、尽心益力，不数年殿堂寮舍百废俱兴，岫云名胜遂甲于畿内矣”[42]。乾隆九年（1744）、二十九年（1764）弘历两度驾幸潭柘寺，来琳均出面接待，颇得青睐。他还多次为皇太后、皇帝举办祝寿道场，平日结交王公贵族、满汉大臣如和硕庄亲王允禄、直隶总督方观承、内务府大臣德保辈，无一不是权势熏灼的显贵人物，进而在朝廷中获得可靠依托。他还通过接济狱囚、赡养游僧、印制经文、施舍棺木等善举，扩大在民间的美誉。来琳先后辅弼五任住持，历时四十余年，在寺内举足轻重，在寺外更是神通广大。他能够将旗产合法地转为寺产，盖缘于此种背景。 

岫云寺的权势和声威既远近闻名，寺中僧人难免恣意妄为。在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内务府属宛平县栗元庄（又写为梨园庄、栗园庄）庄头边国森，乾隆初年将庄地一顷三十亩出典于奉佛寺（奉福寺）僧人。在以后七十余年里，该地亩始终被寺僧典种。嘉庆五年（1800），新任庄头边训发现后，向奉福寺追讨官地。这一顷三十亩官地，每年租钱一百三十吊，七十余年中，寺僧收取地租已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