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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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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0: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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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耕地连接着耕地，好几百个村落和许多小的自治城镇，已经成长起来。”至建省前，察哈尔、绥远两特区，“统计开放土地，无虑十余万顷。”（注：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三联书店，1957年，662页。）需要指出的是，在“走西口”的移民浪潮中，早期仍以山东人为多，康熙帝在1712年的一道上谕中提及“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50。）。其后，直隶、山西及陕北民人亦逐渐增多。而清末民初，“走西口”人数最多者当为山西人，次则河北、山东、河南人。据载，“光绪末年，蒙地放垦，口内贫民，接踵而来，遂至后套一带，筑室耕田，俨同内地。其中以山西人为最多，其临套亦最早……山西人以外，河北省人数亦不少，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鲁、豫籍人，清末即有移入”（注：《包宁线包临段经济调查报告书·社会概况》，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663页。）。自光绪“丁戊奇荒”直至1949年前，华北四省中山东、河北、河南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长，惟山西一直没有达到“丁戊奇荒”前的人口数字，或许大量人口流向内蒙古地区当是其中原因之一。
概而言之，古代华北人口流动表现为三次大规模的南迁；明代华北地区人口流动则表现为本区内部的迁徙——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移；清代以降，华北人口的流向转为“走关东”和“走西口”。古代的三次南迁和明代区域内迁徙主要是军事征战及天灾人祸引起的，而清代华北人口大量向边疆地区迁移的动力则是谋求基本的生存条件。这种迁移表明，近代华北地区已承受着严重的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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