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经济的影响。黄宗智在其著作中即谈到：“中国农业在十九、二十世纪，成为世界商品市场的一部分。国际需求，大大刺激了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像茶、丝、棉、糖、花生和大豆。对冀—鲁西北区而言，棉花和花生，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注：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124页。）
第二，亦农亦商的趋向。亦农亦商，甚至弃农经商的现象日益成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普遍趋向，其中原因除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工商业利益的驱使外，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紧张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明清以来以山西最为典型。明清之际，山西商业、金融业一度执全国之牛耳，进入近代，山西商业之繁盛、商人之众多，亦为时人所赞叹，仅1918年统计，全省商户就达54640户（注：《山西省第一次人口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当然，此时所谓的商户和商人，除了那些拥有巨资的票号和大资产者外，大部分当是“离土不离乡”的中小商贾，即所谓“不携眷，不娶外妇，不入外籍，不置外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室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注：民国《徐沟县志》，《民生志》。）。但是，人口压力乃是推动山西商人足迹遍四方的主要动因之一，试举各地方志资料如下：
五台，“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注：光绪《五台新志》卷2，《生计》。）
太谷，“以田少民多之故，商于外者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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