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入为出，即符合自己身份、财力的物质生活观念及生活方式。[23]一方面这是对人的物欲本性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是对物质生活水平标志一定的身份这种附加社会值的肯定。只是在上海商业化、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条件下，购用洋货标志身份和财力的附加社会值更高，人们这种观念更为膨胀，因而争相购用，相习成风。而一些既物美且价廉的日用洋货如洋布、火柴、洋油、洋钉等广受人们欢迎，更是人们历来沿袭的“利用取廉”实用消费观的延续，是市场价值交换法则的自然扩展。因而，洋货流行的风尚，是随分适度、利用取廉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洋货涌入、市场化环境下的延续和扩展，正是这些构成了洋货的需求市场，使人们产生了“利源”即洋货市场观念，进而形成了仿造洋货、与洋人争利的发展近代工商观念。
从商之风及由商人地位的上升而引起的贵贱失序之风、以钱衡人之风，也有民间传统生活方式的渊源。虽然历来正统伦理提倡贱商、轻商，但自汉唐以迄明清，在民间实际生活中一直存在着趋商、慕商的传统，因而，凡是经过了一段安定升平时期，就会出现人争趋商、商人大增的现象，这在历代史籍中多有记载。[24]晚清上海商业化的发展，为人们从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条件，因而吸引人们纷纷从商。商人财富的增加所带来的地位上升，自然引起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相互关系的调整，因而出现与士阶层地位关系的升降更替，并使商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规则——即以钱衡量人的价值，取代以往身份价值而上升为社会普遍性的交往规则，从而形成了能力功利主义的近代社会平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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