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近代观念仍有其来自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具有其独特的内在结构和伦理内涵。究明这一独特性,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上述考察虽然仅限于晚清上海,但反映的一些基本趋向,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首先,这些现象具有时代趋向性。因为这一时期首先由上海等通商城市开始的商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是一个此后不断向其他地区扩展的时代趋向,在同时期的天津、武汉等通商城市,以及后来的城市化发展中,都会观察到一些相似现象,只是上海出现的更早、更集中。其次,上海对于其他地方除了经济的幅射力之外,其文化影响也具有更强更远的幅射力。如《申报》在七八十年代就发行各地,在内地多处地方有销售点,传阅、谈论《申报》已成为各地关心时势的文士官绅们的日常活动。[10][P363-367]因而上述这些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的变动虽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上海等通商城市里,但其影响却大大超越了这些地域,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少后来参与维新活动的人士,就或是曾亲临上海等通商城市,或是阅读过那里出版的报刊书籍等,因而他们的思想也多少曾经受到过这些地区的影响。可以说,上海等通商城市发生的社会生活变迁与社会观念变化,与后来维新思潮具有某种联系,是孕育形成近代思想观念的一条内在流脉和内在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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