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和灾荒之后，晋、陕沿边州县同山西的其他州县一样开展了招集流亡促进垦复工作。靖边县，“自同治八年招民垦种，至光绪六年，阅十春秋，流亡渐复”（注：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余》。）。当然这些州县的招民复垦也包括战乱前其遥治的边外地区。但由于人口损失严重，陕北各州县一直到19世纪末也没有恢复到同治朝前期的人口水平。至光绪二十五年，靖边县也只有3 171户，18 420口，不及南方一个市镇的人口，神木县至民国三年也只有96 913口，“生聚四十余载，元气犹未尽复，较之道咸年之户口尚不逮焉”（注：民国《神木县志》，卷2《户口》。）30。陕北地区人口恢复的如此之慢，也严重影响了其向鄂尔多斯地区移民的速度。

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进入20世纪之后，蒙古地区在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渗透下，蒙古上层中的一些人离心倾向日益明显，因此朝野上下要求充实边防、抵御日俄侵略的呼声越来越高，张之洞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蒙古强则我之侯遮也，蒙古弱则彼之鱼肉也”，岑春煊亦言：“边臣皆知蒙兵宜练，而苦于无饷。是则欲练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