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年的马王老会奉祀碑文，落款是“京都朝阳门内东四牌楼马市众善弟子”；乾隆十四年的修建马王殿碑，撰写碑文者为“大兴吴文贵”，没有任何功名和头衔，落款是“京都顺天府东四牌楼驴市众善弟子”；乾隆五十六年的重修马祖殿碑，立碑者不详；嘉庆二十五年的马王庙会众奉祀碑，落款也是“朝阳门内东四牌楼马市众善弟子”。可见这里的马神祭祀活动的主角就是行业组织。但是西四的真武庙就不同，这里留下唯一一块马王圣会碑，是乾隆三十年所立，从碑文中可以看到，该会的正香首是内阁中书舒世禄，会首还包括正红旗汉军步军协尉兼佐领纪录四次杨启贵、御前太监张永泰、正黄旗满洲轻车都尉三保等人。从碑文中看不出来他们是否修建了马神殿，而是强调，此处真武庙中附祀马神，由来已久。
从这两处奉祀马神的行业性组织的活动中，我们可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东四牌楼的马市、驴行与西四牌楼的马市各自起会，并各自于邻近庙宇中奉祀马神，说明了清代北京的行业组织具有街区性的特点，而北京的庙宇也具有城市街区文化中心的功能。第二，东四牌楼的马市、驴行通过修建马神殿来显示本行业实力的壮大，如乾隆十四年驴行修建马神殿的碑刻，碑阴中就开列了50个铺家和100多个会首的捐助者名单；西四牌楼的马市则在邻近的真武庙中奉祀马神，他们可能没有修建马神殿，却通过官方力量的介入来显示自身的力量。这两种表达方式之间可能存在一种行业竞争的意味。
另一个个案是京西王平村马神庙的例子。该村在雍正六年由山西省兴养骡马贸易者修建了一座马神庙，“王平等村虽系京师顺天府邑所属，而晋省兴养骡马贸易者颇多，依赖马王庇护之恩，意欲起盖庙宇”，而买地并捐资修盖这座马神庙的山西太原府人张祚宝，也成为此庙的山主，应该是经营骡马贸易的商人。纠首八人，从碑文中大概可以推测这八人均为山西骡马商人，八人中有张祚佑，应该是张祚宝的兄弟。[13](雍正六年. 重建山西马王庙碑记. 68册P60)这座马神庙在光绪二十三年经历了重修，碑文中对这座马神庙的来历却做了另外一种解释：“兹据王平西村原系京师通衢之所，而实崎岖山僻之区，乏舟车，艰于载运。幸骡马可以营生，故于雍正年间建立马王庙一座，殿宇森严，金身显赫，为祈灵佑，护庇人民。”而此次重修也是首事人等“会同合村劝捐乐施”而修葺完成的。[13](光绪二十三年. 重修马王庙碑. 87册P179)
将雍正年间的修建碑文与光绪年间的重修碑文相较而读，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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