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阿利国又同吴健彰商议招降之事，吴健彰“答以愿将下手戕官之犯捆献，方可禀商督抚，奏请大皇帝恩施办理”。结果诱降仍告破产，阿利国只好“以贼匪（指起义军）不愿投诚回复中止”(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卷第11、12页。)。法国神父之所以热衷此事，是有其图谋的。怡和洋行上海分店致香港总行的信函中写道：“如果布尔布隆能说服叛党献城，清军就会划一块乡下地皮给法国人以为报酬”(《上海小刀会起义新史料》，见《汇编》第513。)。所以，天主教主教唆使法国、英国等外交人员出面诱降，并非如他口头上所谈的是由于要“救合城百姓”的“人道的原故”，(《上海小刀会起义新史料》，见《汇编》第514页。)而是怀有自己的卑鄙目的的。
随后，基督教牧师又直接出面招降。1854年12月11日，英、美两国领事写了一封公函送到起义军副元帅陈阿林处，“建议从中调停，着手和平解决这一重大争端，其条件就是叛党立即投降；而对官兵一方，可以说服他们采取宽大处理的办法。”当时在场的戴德生将此函作了翻译，并且挖空心思进行诱降。戴德生写道：“我跟他谈了一大堆话，力图诱导他接受公函所提出的调停。”但是，无论这个英国牧师如何蛊惑，始终动摇不了起义军的坚强斗志，陈阿林“不愿听到要他们投降的话，公开宣告他决心战斗到底”(戴存义夫妇：《戴德生的早年时期》，见《汇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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