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1页。)。继而雒魏林也从事劝降。在法军开始进攻起义军之后，他征得法国海军上将的同意，与另一个英国牧师伟烈亚力入城游说，向起义军首领们施加压力，说什么在法军行将大举攻城的形势下，起义军如果打算抵抗，“那是一点希望也不可能有的”，城内的“食粮势难久持”，起义军“必然快要饿死”。雒魏林承认，“为此我竭力敦劝他们听从海军上将的要求”。然而，起义军首领们没有被吓倒，坚定地表示，“他们已经决心打到底。他们人多势盛，力量强大，尽管法军会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害，打死他们的弟兄，但是放弃县城，对他们来说，就是意味着全部灭亡，因此他们决不投降。”雒魏林见恫吓无效，又进行诱骗，说起义军迟早要被打败，到那时就没有什么条件可讲了，而现在双方可以作好安排，使起义军的生命得到保全。可是，首领们给予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是：“不！我们决意同生共死。”(雒魏林：《在华医药传道记事》，见《汇编》第641、642页。)
传教士一面诱降，一面大搞其他的毒辣阴谋。天主教神父同法国外交官员和海军军官关系密切，如同《北华捷报》所提到的：“天主教会对法方人员起一种确实的影响作用”(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见《汇编》第801、802页。)。神父们便凭借这种关系，鼓动法军设置障碍，围困起义军。法国军舰在县城对面出现。而且从1854年9月起，法国侵略者支持清兵在县城北门一带开始沿河筑墙（接着美国与英国也协助修筑），11月下旬，一道围墙筑成了。它东起黄浦江边，沿着环绕北城的河浜北岸，向西北伸延直至距洋泾浜南岸不远的地方，把上海县城孤立起来。这一切都与天主教神父的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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