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得最快的城市之一，又是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可以认为是从“传统”向“近代”转化最迅速、最全面和最深入的城市之一。但另一方面，从秦朝建城到清末，广州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城区的中轴线几乎没有变化，明清两朝广州虽迭经战乱，但基本没有发生过全城尽毁于兵火的事，传统的经济、文化、风俗等有更多延续和保存的机会。因此，如果要研究一个城市从“传统”到“近代”的变迁，广州就很有代表性。以往，笔者只是把目光集中于广州近代工商业，部分商人的“资产阶级化”以及商人精英在建立商人团体、领导爱国运动、参与*活动等方面。（注：邱捷：《广东商人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邱捷：《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后来笔者也注意到自己80年代初的研究的片面性，更多注意到广州商人重视传统甚至保守的表现。本文所提到的广州街区组织和坊众集庙议事，可以肯定出现于鸦片战争之前，但直到19和20世纪之交，从内容到形式似乎变化并不大。广州商人和其他居民的街区自治，以及从国家争取到一定的管理、司法的权力，看来是“古而有之”之事，并非西方影响的结果。而这种传统对广州城及其居民走向近代，也起着不可忽视的制约和影响。

 << 上一页  [21] [22] [23] [2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