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得利而求助于义。在横向依赖与联系的无层次中，为抵御市场不成熟难以调节带来的风险，而要求纵向的依赖与联系。应该说这种要求，在以“机械环境”为整体背景的“市场型有机环境”里，是自然而又深刻的。

    这种要求也就同时表现在对官府、对自然经济、对宗族的纵向依赖。

    最大的商人绝大多数是官方特许的皇商、官商。他们或者以巨资捐输、买官，或者与高官攀亲、连姻，或者代官投资入股、“合伙”经营，与清廷建有或千方百计建有特殊关系。如清廷较大的军事行动大多得到晋商的支持。康雍乾平定准噶尔时，晋商范毓＠⑦曾输送大量军粮，“省国费以亿万计”；乾隆时大小金川之役仅晋商捐助饷银即达110万两。（注：参见《中国十大商帮》，第20页。）如夙有崇儒传统、号称“三贾一儒”的徽商与清廷关系更为密切，乾隆时八大盐商之一徽商鲍志道曾获封文林阁中书、朝议大夫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等职（注：嘉庆《休宁县志》卷一五，《人物》）；乾隆帝曾“解御佩荷囊”，面赐徽商江春佩戴，并“晋职内卿”，为之御书“怡性堂”匾额（注：《橙阳散志》卷三，《人物》。）等。纵向依赖获取的封建特权成了他们积累巨额资本的有利武器。官商合一，使清中后期商业经营的传统色彩更为浓厚。

    另一方面，清中后期商人积累的巨大资本，仅有少数投资商品生产，绝大部分改变了性质，不再是“纯粹的商业资本”而退出了流通领域，大量用于“置业”。如乾隆年间山西曲沃县商人彭太每年收入几十万两，几年内买地增到六百多顷（注：参见《中国十大商帮》，第33页。）等。在多数商人眼中，土地才是本业。他们按“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思想，购买土地，转向传统的自然经济；或从事与自然经济紧密相连的高利贷经营；或十分自然地将大量资本投入家乡建祠堂、办义塾、置族田之事。这种纵向依赖的观念和行为，直接影响了资本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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