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节》页16下-17上。
[45] 在一份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钱江会馆”捐款纪录上,有廿六家绸缎庄列名捐款名录。其上记录,由乾隆廿三年到四十一年间,这些绸缎庄共捐了白银11,022两2钱5分给“钱江会馆”(《苏州碑刻》,页20-21)。
[46] 《苏州碑刻》,页164。
[47] 有学者曾为突显宋元以来“行役制”与会馆公所的不同,不能一概视为“行会”,而特别强调会馆公所的“社会功能”,认为明清会馆公所只是商人做为同乡聚会、敬祀神祀和慈善救济的场所(傅筑夫,《中国工商业者的「行」及其特点》,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80,页387-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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