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琳一次捐万金；湘军统帅江忠源的母亲陈氏先后凑捐钱一千串，银一千零四十七两以率先乡人（注：《骆文忠公奏议》第7卷，《江巡抚之母捐助军饷请封片》第787-788页。）。二是普遍征收，采取摊派。由捐输局将本地住户的财产和收入查访确实，然后订出应捐的数额，对无田产和租谷收入的贫困农民，则按丁口人头派捐，无钱交捐的可以变通办理，如出人充当团丁，或为团防修缮城工做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役等，总之是一律要捐，并且富者多捐，贫者少捐。曾国藩初练湘军时，主张捐输之行，须抑豪强、摧兼并，他曾勒令已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为乡人作表率。三是团体集资捐办。咸丰四年（1854年），湖南绅局集体捐资造船购炮，解往曾国藩军营；安乡县官绅们为获取几名永广或暂广学额，发展本地教育，也积极损资助饷。四是补发军饷之捐。湘军在后期由于军饷缺乏，常以捐输为名作为补发的军饷，将来官兵复员后可以此作补缺官额或学额，如耒阳人输林总兵刘厚基曾捐未领薪水银六万；请加永额二名（注：于学琴修《耒阳县志》第3卷，光绪十一年刊。）。
（湖南）自咸丰二年（1852年）开捐济饷到十一年（1861年）九月，湖南巡抚先后奏报捐输银二十五次，同治朝继续开办。在1852年到1864年长达十三年期间，湖南共获永广学额二百七十六名（注：卞宝第等修《湖南通志》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1596-1599页。），若以捐银一万两得永广一名计之，共捐银二百七十六万两。此外尚有暂增学额无数，有资料统计，醴陵有暂额五十名，安福有暂额九十四名，若以二千两为暂额捐资数的话，那么这两县尚有二十八万八千两未计入以上总额。有人估算湖南的捐输总数当在四百万左右，这笔可观的饷源“均归军需项下支用”。可见，捐输也成为湘军筹饷的主要办法，“湖南每月供给湘军二十余万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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