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吏舞弊在全国并不是个别现象。嘉庆十一年九月中旬，当王丽南舞弊案的处理告一段落时，又查出湖北数县书吏银匠勾结，包揽交收，通同舞弊情形。

当时，湖北藩司章煦奏称：查出湖北武昌、通城、枣阳、光化、谷城等县，已解嘉庆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地丁正耗内，有20 500余两，司库并未兑收。经密调该县等库收照票，与司库收簿核对，所有枣阳县照票库收，竟系将1000两洗改为50两，10月洗改为8月。其武昌等县库收照票，或将银数挖改以少填多，或将旧存照票洗改年月。查出这些县钱粮均交银匠陈信义倾镕代解，被其节次侵挪。与直隶案“如出一辙”的湖北案，再次暴露出各直省在库银收兑中的各种弊端和吏治中的严重问题。各州县征解钱粮，事关国帑，怎么能够悉委诸出吏银匠之手，任其侵蚀舞弊。各州县对应解银粮，应有库收凭证，州县官员应当亲自查阅。当所解者少，而库收数目转多的情形发生时，为什么不详加核对?面对这些疑点，无怪乎嘉庆要怀疑该州县等“亦不免有知情串通之事”[50]。嘉庆要求湖北督抚藩司提集案内人等，严加审讯，务得实情。银匠陈信义案发时已服毒自尽，命将其在逃之子陈士芳缉获归案。对于案发各县，必须查明系何人任内之事。如系现任该省者，即行解任质讯。如业因事故离省，著即行文提至该省，一并讯办。待审明结案时，从重定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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