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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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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8: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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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人与士大夫：郭英德以明代文人结社为例，说明文人结社的类型及其活动、文人结社的文化功能及与文学风貌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周学军认为，明末清初江南儒士摒弃传统道德观念，强调认识的多元化与自我的判断，都表明清初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变动，具有了突破和创新的历史意义，但晚明清初的士人的社会批判和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即受到君主专制强有力的打击，终不免失败、流产的历史命运（《明代江南儒士群体的历史变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范金民认为，明清时江南进士在全国数量极显，约占15%，但其在全国的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地域分布也不均，主要集中在苏、松、常、杭等府及附郭县的一些世家望族，显示了大族与某些地区不寻常的竞争力（《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许周鹣认为：吴地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吴地儒士自觉地认同商业意识，追求经济效益，促进吴地文化市场的繁荣。在儒士商业意识的推动下，吴地形成了注重个人进取，讲求经济实利的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浪漫洒脱的区域新儒风（《论明清吴地儒士的商业意识》，《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江南士人观念上的变化，反映出仕商之间的鸿沟不再明显，从商也不被认为仅是“末业”。王卫平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商思潮和“奢靡”之风普遍，人们的思想逾越了封建礼制的藩篱，为启蒙思潮的产生开辟了道路（《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其它文章还有马学强《明清上海人文民风》（《学术月刊》1997年第10期），郑利华《明代中叶吴中文人集团及其文化特征》（《上海大学学报》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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