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是因为江南人为保持较高生活水准而采取的控制措施，经济因素是造*口低增长率的主因（《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行龙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前，江南地区的人口激增，人地面积比例失衡，江南地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革命后，大量人口的流入，对该地区经济恢复，市镇发展，社会生活和人口结构都产生重大影响。并且认为，作为一种无组织、永恒的社会力量，人口因素在社会系统中不断施加着消极或积极的影响（《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马学强认为江南本区域人口的化解及对外区域人口的吸纳是在其内部经济结构处于良好的运行势态下构成的互动过程，外区域人口的流入对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起过积极作用，但过密人口迁移对社会经济的效益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论人口的流动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史林》1995年第1期）。
总体描述江南社会生活的著作是钱杭、承载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该书描述了17世纪江南社会的文人社团、宗族生活、市民风俗诸多充满江南特色的文化现象。程念骐认为明朝伊始，江南地区在社会生活的各主要方面，已逐渐出现了一股对封建专制主义相当强大的离心力。它表现为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和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的日益觉醒，处于急剧变化中的江南社会充满了实践精神。明代心学的主体性，就是追求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性，独立去寻求新思想、新认识的真切表达，符合江南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明代心学的主体性与江南地区的社会氛围》，《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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