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进化以它所衍发的进步性、普遍性和必然性催使中国人走向世界；也以它所衍发的进步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深深的不平等。开新的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自愿地接受了这种不平等，而后两者都被那一代人转化为改造中国的急迫。 

庚子后十年里，朝廷行新政；倡君宪者主变制；求共和者谋革命。其各逞一说的主张相交错又相牴牾，纷争不息，而理路则都在摹东西洋的已成之规来变中国的旧法。由此合成的是一种变法的共趋和定势。报章上的论说，常在几经曲折之后流入庙堂，以至当日奏疏中的文字类多“世界公理”、“世运进步”、“西儒社会学曰”，以及“国家主义”、“国民主义”、“竞争”、“权利”、“义务”等等，（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页613、966，上册，页30、306。）说的都是从欧化那一派手里借过来的语言。其间的掀动波澜者，拽入波澜者和蚁附于波澜者各有一副面目，志度本自不同，但身在时流之中，便都为天演进化所罩，成了推波助澜者。自《校邠庐抗议》以来，开新的中国人已数十年用议论呼唤变法。然而二十世纪一开始便来临的这一场改造中国的变法，却犹如海潮倒灌江口，常常要漫出他们的预想。上个世纪末，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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