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大半都是不可实证的，却能使言者动容，听者也动容。西人的花、西人的狗和西人的服装一经点染便各具义理，非常写实地说明了欧西所居的进步性、普遍性和必然性是怎么样在中国人笔下泛化的。与之相伴生的是欧化的热忱和欧化的过度。1905年《新民丛报》与《民报》论辨，争的都是中国人的家务，而主开明专制的梁启超引“德人波伦哈克之说”为理据，主共和革命的汪兆铭引“佛兰西法学者仙治罗氏所著之《宪法要领》”为理据。（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165、397。）他们的政见不可调和，但请来为中国作裁断的却都是欧洲人。《新民丛报》和《民报》执舆论界之牛耳，其文字代表的都是一时之风会。被欧化所裹而卷得更深的人们则“外人询我曰野蛮，亦从而询之曰野蛮；外人诋我曰聋瞽，亦从而诋之曰聋瞽，若与芸芸蠕蠕之众不能终朝居者”，（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441。）“从而询之曰”和“从而诋之曰”未必没有劝世之意，但他们的语言与“外人”太近，遂使他们说出来的话总是与国人太远。千言万语，在旁观的眼里都成了“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注：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卷，页59。）“帝天”和“神圣”都不容易进入凡人的世界，因此，正在以观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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