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里受困，弄得遍体鳞伤，由此说理说势，归结为“理势并审，体用兼备”。他用八个字表达了为势所抑的一方心中执守着伸张理的愿望。在那个时候，这是身处中西交冲之世的中国人共有的常态。但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已越来越多地走出了理与势之间的徊徨。潮头健儿以言论醒世，大半都善用物竞天择那一套道理诠解中西之争。1902年，志在开新的蒋观云在《选报》载文论说“竞存”曰：
天地之间两物相遇，则竞存之理即行乎其间。国与国遇，而兴灭之事出焉：其甲国不灭，乙国亦不灭者，必其两国之程度等，彼此皆有以自立者在，否则无幸焉。种与种遇，而存亡之机判焉：其甲种不亡，乙种亦不亡者，亦必其两种之程度相等，彼此皆有以自立者在，否则无幸焉。今者地球大通，种与种遇，一人种生死之大关键、胜负之大斗场焉。
同一个意思，另一家称作《觉民》的杂志非常简赅地概括为“盖生存竞争者，物竞之公里，而优胜劣败者，天演之公例也”。（注：《忧患篇》，《选报》第14期，论说，第1页；《军国民主义》，《觉民》，1-5合集。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二集，页91，第1期，页421。）这些道理起源于对物种演化的观察和说明，而后由自然移入社会；又由欧西移入中国，在“进化”和“天演”的名目下成为人心中的“公理”和“公例”。以言势言理比照物竞天择，则前者是用中国人的理路说古今中西，后者是用西方人的理路说古今中西。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两者之间的嬗蜕有如季换星移，世间的物候都随之而变。
作为一种外来思想，进化论在上个世纪已经由传教士们的“文字播道”片断引入中国。而最终把这一番“怵焉知变”的道理送入读书人视野的，则是严复以典雅的笔触译述的《天演论》。胡适后来作《四十自述》，追叙少年往事，于此印象尤其深刻：“《天演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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