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又说：“在中国累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这些叙述留下了一个过来人的心痕。由他的前一段话可以知道，《天演论》一书虽然初版于戊戌年间，而其声光动天下的盛期则在二十世纪初年。由他的后一段话可以知道，在《天演论》舶来的种种知识里，最能搅动时人心底波澜的正是用对仗提炼出来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于是“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注：《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页146。）。用进化论来说人说群说国说种便成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思想的主流。变法维新以此立论，革命共和也以此立论。
众多的志士接受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天演公理，为的是以此解说既往，以此谋求来日；物竞天择和优胜劣败中寄托的都是国运和世运。“智存愚灭，天择其群。眷念黄人，不觉泪下”。（注：《杜国大统领古鲁家列传》，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页108。）在他们的文字里，天演的肃杀常常与热泪和沉痛交融在一起，化作啼血的心声。然而，从欧西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到汉译的《天演论》，从铺叙义理的《天演论》到提炼为命题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是一个在广传远播中不断简约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步一步滤掉了对于天演的种种道德忧思，使人种成了与物种等夷的东西。创办于1905年的《直隶白话报》说：“现今的世界，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不兴就衰，不存就亡”。用这个道理作推演，则中国之久被侵侮“怨不得人家，恨不得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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