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各国使馆，已饬荣禄派武卫中军认真保护，明降谕旨。此后各国如有续到之兵，仍欲来京，应即力为阻止，以符张翼与杜士兰约定原议。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荣禄集》。)当时英国海军中将西摩为首的联军已从天津首途，受阻于义和团，但电线、铁路中断，清廷情况不明，耽心不日到京，因派许景澄、那桐出京迎阻。另又担心“续到之兵”，所以又命裕禄、聂士成和大沽守将罗荣光“力为阻止”，“万勿任令长驱直入”。可见，在清廷看来，中外局势已相当紧张。在两大敌人面前，应当如何抉择呢？有少数大臣如袁昶、许景澄等则主张“剿乱民，以退洋兵”，慈禧太后认为“人心可恃”，“现在民心已变（指拳会），总以顺民心为最要”，说袁昶所奏不合。(如荣禄、奕□。)其他载漪为首的“诸王贝勒入对，皆众口一词”。大家“皆以受外人欺凌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团，皆以天之所使为词。”另外，有个别人明知不可，鉴于主抚势力之盛，也噤不敢言。(荣禄致其叔奎俊书：“然若非崇信拳匪何至闹到这步田地。裕禄、刚毅、毓贤实为天下第一罪人。”《义和团史料》丛编（一）140页。　　又，袁世凯致兄世廉书：“并有刚毅、徐桐、裕禄等一班愚人附和”，指附和载漪。引自《山东近代史资料》（三）227页。)

　　（二）裕禄与天津义和团

　　对裕禄在前两个阶段政策的执行情况已作了分析，今再就“召抚”时期裕禄的军以所作所为进一步加以评述。历史上对义和团时期裕禄的评价极端分歧，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后人们多痛恨他，说他是“第一罪人”或“愚人”，清廷也撤销了他的恤典；可解放以来许多史学研究者又指责他是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因此，对裕禄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作法，特别是在“召抚”时期的裕禄如何评价，实有探讨的价值。

　　庚子五月下旬，身为直隶总督的裕禄驻节天津，处于国防前线的严竣地位。二十一日晨，各国海军要索大沽炮台并占领之，中外衅端已成，裕禄衔朝命“不可使洋兵长驱直入”，这样在裕禄面前对洋兵和团民二大敌人，必须先于北京朝廷而加以抉择。于是在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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