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外患猝来，断难再分兵剿办拳民，势不得不从权召抚，以为急则治标之计。当将该团头目传集，以示收抚之意。该头目等均称情愿报效朝廷，义形于色。(《档案史料》（上）158页。)当时“天津义和团民”，“已聚集不下三万人，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裕禄把“焚教堂、杀洋人”的团民，引向抗击洋兵入侵前线，这不能不说是顺乎潮流的正确作法，较之北京慈禧、载漪之流无敌可抗，并使义和团、清兵日以进攻使馆、西什库教堂或它种焚杀为事者，不可同日而语。这是裕禄的独到之处。

　　义和团涌入天津，并非裕禄所召，大概是受清廷政策影响的结果。时清廷上谕虽一直喊着“查拿”、“严禁”、“解散”，实际只是具文。大概喊叫愈甚，义和团之涌入、滋扰也愈甚，这恐怕也是公开的秘密了。(《拳匪纪事》顺天府尹王培佑接见僚属说：“近日拿匪明文，非政府之意见，特以西人哓哓不已，故发此旨。汝等奉行故事，即属尽职，否则定遭参办”。《义和团》（一）260页。)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裕禄又是一个无主见望风希旨的人，他如何能强力排斥义和团进入呢？况且当时谕旨一再告诫统兵将领不可操切，杨慕时军队又从保定狼狈撤回，聂士成前军又忙于津沽前线，客观上他也无力阻止义和团民之涌入。裕禄之受来自北京的掣肘，与袁世凯偏在山左，彼此所处境遇也自不同。这一点，正不可为裕禄怪。

　　裕禄二十四日奏报，把自己二十一日“收抚团民”和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义和团民协助官军抚战的情况，比较如实的汇报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清廷接得此奏却大加渲染，而且以此使他们终于下了“召集成团，借御外侮”的决心。有的记载以此责备裕禄，好象裕禄故甚其词，起了助煽作用。实际这是曲解。裕禄当时已看到局势的严重和下一步的艰难。他奏报说：“彼族经此大创，断不甘心，各国之兵，势必尚有大举。以一服八，军事万分棘手。以天津现有兵力，待八国麇至之师，其何能支！”作一个疆臣，只有一面竭力筹维，一面奏请援军，而最主要的是抚慰好团民，以为我用。六月四日奏：

　　各属义和团民，先后来津，随同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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