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大批入教的平民却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在当时“教堂林立”、“传教士相望于道”的北方广大农村，信教之风蔓延很盛，入教的平民是很多的，据不完全的统计，“到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耶稣教，沙俄东正教……招引入教者达八十余万，仅山东一省……教徒八万多人。”（《山东省志资料》一九六○年第二期，第83页。）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上当受骗的，有的是为了逃避当地官府的追捕，更有干脆是为了糊口领取“六块北洋钞而吃教”（金家瑞：《义和团运动》第25页。）的。他们就是所谓的“二毛子”，统统在应“灭”之列，还有在“扶乱降神”活动中识别二毛子的情况。任凭胡说八道，点到谁，谁倒霉，就有被杀，被抄家、被“焚其房屋、散其财产”（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一。）的可能。真是人心惶惶。在整个运动中，到底有多少受害被牵连？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枉杀的一定不少。
“灭洋”运动中大肆破坏铁路、电线、洋货等带“洋”字的外来事物，有些固然是军事需要，有打击，牵制帝国主义的一面，但大部分是在盲目排外情绪的支配下发生的盲目破坏。这对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不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仅举数例，可见一斑。
“庚子四月，保定有烧电杆，毁铁路之举。”（《义和运动》，第二辑，第118页，第一辑第11页。）
“五月琉璃河至长辛店百余里，车站并局所、洋房，均被拳匪烧毁。”（《义和运动》，第二辑，第118页，第一辑第11页。）
“十七日，以烧教堂为名，到处放火。前门一带，如东西荷包巷、珠宝市、大栅栏、廊房头条二条，煤市街等处繁盛市场悉付一炬，火势延烧正阳门城楼。红光烛天，各处教堂及教士居宅同时起火，凡教士教民家属，无少长男女咸被屠戳，伏尸载道……先犹专杀教民，次则凡家有西洋器具货物，或与西人稍有交往者，概加以二毛子之名，任意屠掠”（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一。）
“（六月）初十日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惶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义和运动》，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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