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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 灭洋 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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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9: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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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迅速瓦解，这使得赖以生存的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也在无可挽回地迅速衰落下去，过去被视为神圣的一切都发生了动摇。面对这种“世风日颓”的新变化，他们不能不感到一切都“今不如昔”内心充满了怨恨，决心要“排斥异端，保卫圣道”。例如近代史上最早的反洋教斗争，就是封建官僚从保卫自己的统治权提出来的。因外国传教士搜罗教徒，中国人“一入教中，即成化外，官且无可奈何，乡党亲戚更无忌惮”。（《清季教案史料》，第56页。）加之洋风与中国旧俗迥然不同，他们担心“风俗人心”大变，从而招致整个封建统治的动摇。于是他们竭力主张“灭洋仇教”。早在60年代他们就开始发布檄文领导驱逐教会、打击教民的“反洋教”活动，对洋人实行“有畀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诡寄者，执之；有习其教者，宗族不齿，子弟永远不允应试”。（夏燮：《中西纪事》，第二卷，第9页。）这些斗争只是由于清政府的严厉禁止，所以才处于此起彼伏的地步没有扩大。到了义和团运动时期，山东义和团所以能迅速发展，这和“排外观念极其强烈”的地主阶级顽固派代表毓贤的支持分不开的。等到清政府派崇洋媚外袁世凯代替毓贤后，形势立即发生了变化。毓贤调山西后，山西的“灭洋”又马上进入高潮，这就是证明。在上层统治阶级内部，慈禧太后虽动摇不定，但以端王载漪、徐桐等为首的顽固派则态度坚决，立场鲜明，表现了共同的心理状态。他们跟光绪皇帝的斗争，既是权力之争，也代表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维新派跟守旧的顽固派的斗争。一边是要求实行变法的新党、一边是反对变法的权贵官僚，两者壁垒分明。特别是维新派受洋人支持。因此，他们又急又气也就更恨洋人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既“扶清”又“灭洋”，这正好给他们带来了泄愤的机会和夺权的希望，他们妄想“果能制伏犬羊，或天心国运之转机”。（吴宣易：《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记》。）能够回复到过去这是大好事。万一失败，也可以假帝国主义之手，制服这一股已经无法遏制的“祸水”。真是一箭双雕。历史就这样安排了两个对立的阶级，在这里找到了相同的语言。于是他们便在短时期内结合起来，终于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灭洋”高潮，演出了一场“悲壮的愤怒”剧。
另外，整个义和团的“灭洋”运动只在北方各地迅速掀起高潮，而在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未能展开，这进一步从反面证明了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灭洋”口号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南方“灭洋”高潮未能掀起，这不是南方广大农民“灭洋”的热情和对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态度跟北方有什么根本区别。关键就是南方各省督抚地方官吏对“灭洋”的态度跟北方不同。京畿四省是慈禧太后公开明令支持“推进地方民团”的地区，对义和团也曾发表了一系列的上谕表示宣抚。其中虽然也曾称“乱民”或“匪”，要加以“剿除”。但区别的唯一界限就是“扶清”还是“反清”。“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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