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剖析义和团盲目排外带来的危害时，深刻地指出：“天下之国未有排外而不覆败者也；天下之国未有排外而能独立者也”（梁启超：《排外平义》，见《中国魂》。）。他提出的理由是：一，对外国的一切“深闭固拒”，连“文明之政化，精妙之学问”，也“不能资其益而取其长”；二，盲目排外最终势必走向其反面，“一排再排而势不敌，悚然于排外之可以召祸也，利一变为服从主义”（梁启超：《排外平义》，见《中国魂》。）。清政府正是这样“排外不成，转为媚外；闹教不得，驱而入教；愈激刺则愈疲弱，愈疲弱则愈放弃；视赔款为固然，视割地为常事；喻以瓜分而不知恐，惕以灭种而不知忧。”（孟晋：《论改良政俗自上而下之难易》，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义和团失败后，清王朝便打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白旗，完全拜倒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脚下，充当只知“赠礼”的儿皇帝。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证明，梁启超的精辟概括符合历史发展逻辑。

　　资产阶级史家还正确地分析过义和团产生排外思想的主客观原因。一九○一年有人在《清议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义和团的排外，是由“外人侮我”所激起的，正如“击石钻木，力之愈烈，则石木愈热，电火从此而生”，为了反抗列强侵略，义和团群众“共竭腕力”，“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资产阶级维新派办的《中外日报》也曾指出义和团的排外是“以复仇为雪耻，以积愤思报怨”，“其抗志负气，殆非无取”（《中外日报》：《论近日致祸之由》，见《义和团》（四）。）。朱执信在剖析义和团落后意识时指出：“惟无智识，故不能识别事实之真伪，办法之有效否”（魏源：《圣武记》卷十二），这些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梁启超在《排外评议》中还谈到：“我中国以排外闻于天下也久矣”，“外人之来我国也，必将深闭固拒”，把来华的外人称为“夷狄”，视为“毒蛇猛兽”，将外国先进的社会*制度以及科学文化“视为□毒”，“必求使外人之足，绝迹于吾国之中”（梁启超：《排外平义》，见《中国魂》。）。魏源在描绘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外国的认识时说：“惟知九州以内，至塞外诸藩，若疑若昧；荒外诸服，若有若无”（魏源：《圣武记》卷十二。），甚至不知英国在何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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