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清维新势力，便把义和团当作剿杀异己的工具。《中外日报》曾揭露说：“旧党既胜，尚有余恐，乃举新党而殄灭之，又误以为新党皆外人所嗾使，乃并外人而殄灭之，积此思想，乃组织出义和团一事”（《中外日报》：《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关系》，见《义和团》（四）。）。据记载：在后党集团煽纵下，义和团“以仇教为名，至斥上（光绪帝）为教主”，提出“愿得一龙二虎头”。有个叫张荫桓的侍郎，在康有为上书变法时，曾给光绪帝传递过书信，光绪生病时又以“西药进御”，为慈禧所深恨，于是鼓动义和团“入宫大索”（《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四）。），结果把张荫桓贬官流放到新疆伊犁。尽管光绪皇帝是从挽救清政府的危机、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出发，支持和赞助康梁变法的，但他敢于正视现实，接受康梁效法西方的变法主张，面对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决心颁布各种改革诏令，这种弃旧图新的举动，适应了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潮流，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行为。义和团却混淆进步与反动的界限，站在顽固势力一边反对维新势力。这当然也是引起资产阶级强烈抨击的一个原因。
就在义和团活动达到高峰的时候，资产阶级已看出了盲目排外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如《新闻报》就曾指出：“计自团匪大乱以来，犹未满四月也，……各国货物之输入于中国者，则已万分疲滞，甚至有停厂闭行者矣。浸假而旷日持久，扰乱不止四月，云和响应，扰乱不止北方，则商务之疲坏又奚若也。”（《新闻报》：《息祸篇》，见《义和团》（四）。）这种盲目排外所带来的经济危害，自然引起了资产阶级的高度关注，这也是他们对义和团排外主义发出强烈抨击的又一原因。
义和团笼统排外的历史教训，反过来更激起资产阶级向西方寻找救国道路的强烈愿望。正是在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留学生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建立，都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局面，予示着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
当然，资产阶级不可能全面评价义和团的活动，在批判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时，把义和团反帝爱国的一面也全盘抹杀了。当义和团反抗侵略的风暴席卷京津之后，维新派的《中外日报》颠倒是非地说什么“今日之衅，起于拳匪”，“起衅之由，实不受教化之奸民，开罪邻国”（《中外日报》：《各国宣守和平宗旨说》，见《义和团》（四））所致。《国闻报》更破口大骂义和团是“挑强邻，酿大祸”“乱世界之匪徒（《新闻报》：《论拳匪》，见《义和团》（四）。）。就是资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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