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4到1925年，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瞿秋白都曾发表文章评论义和团，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一、充分肯定义和团的正义性质和革命精神，一致认为“义和团是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指出义和团“带着极迷信极反动的思想”。二、从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出发，引导人们吸取历史教训。三、批驳流行于舆论界的污蔑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顽固迷信”的错误观念。1928年李大钊指出，“白莲教支流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李大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钊选集》，537页。)又指出，“这都是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落后的农业经济生活反映出来的自然现象”。“他们（指农民）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农民要想自卫，自然需要武器”，那些符咒拳术，正是农民对付敌人的一种武器。(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李大钊选集》，566—567页。)李大钊的这些论断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光辉范例。

　　毛泽东对义和团的论述是众所周知的。他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的分析，关于内因和外因、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著名观点，关于农民运动作用的论断，都是研究义和团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他明确指出：“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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