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地主阶级一方面通过封建政权的统治政策，一方面通过本阶级成员直接加入义和团组织，给予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以巨大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时期，特别是在上面所说的第二阶段，不少封建官僚和士绅，抱着各式各样不同的动机和目的，纷纷加入到义和团组织中去。地主阶级分子的广泛参加，无疑大大地壮大了义和团的声势，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这个阶级的意识、心理、作风等渗入了义和团组织。尤其是，地主分子往往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力等原因，较易掌握了团坛的领导权，他们的影响就更加不容低估了。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曾这样说：“各团领袖，皆称大师兄。……大师兄躬代神位，口含天宪，因此声势赫耀，可以颐指而气使，凡□该团本域住民，无论富贵贫贱，生死祸福，举出于其一言之下。此职率由地方豪猾充任，其威力直远出郡县长官之上”（《义和团》第三册，第373页。）。相当一部分义和团控制在那些“地方豪猾”手中，这是义和团运动受到封建主义严重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封建地主阶级并不只是自发地在组织上去控制义和团。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组织控制往往是统治阶级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的。《榆关纪事》中曾讲到这样一段事情：当关于将拳民“招集成团”的上谕传到山海关之后，榆关县令俞良臣立即执行上级指示：“将拳民编成乡团，择立团首，约束拳众”。并宣布：“至统率各团，即以该团大师兄立为团首；尤宜选择有功名身家公正素著绅董，作为团总；以团总管团事，约束团民。遇有事件，州县传谕团总，团总传知团首，务使遵奉教令，不得抗违。如此层层钤束，庶无尾大不掉之患。”显然是俞良臣做得太过分了。广大义和团群众一下子就看出这样“严加约束”的结果，义和团就将完全被捏在统治阶级的手心里，不仅丧失了任何自主活动的权力和可能，而且还是“预为后日就办张本”，于是，团众“遂各自纷散，虽大师兄百计羁糜，而赴坛者日少，各□遂不禁自散”（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66—167页。）。这个典型例子，相当生动而明白地说明了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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