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统治阶级在*上给予义和团的影响，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大肆煽动排外主义。本来，对于小生产的农民来说，一方面，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还是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另一方面，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除具有巨大的革命性之外，还有着保守、落后的一面，因此，排外的思想，在他们身上原先就是存在的。而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那些顽固派官僚，更把这种排外推进到狂热的程度。许多官僚曾上书，建议对教民要“按户搜杀，以绝乱源”（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第一册，第15页。）。朝廷也“竟有奖励各省拳民焚毁教堂之诏令”（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第三册，第375页。）。庄王载勋不仅曾“以步军统领下令，能捕斩一夷人者，赏五十金，生致者倍之，妇女婴儿以差次受赏”（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第一册，第37页。）。而且自己亲自指挥，一次就“于庄王府外杀害教民数百名”（《景善日记》见《义和团》第一册，第74页。）。毓贤在太原“带领兵勇”，“亲自兜拿”，一次就“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及教民十七人杀害，此事竟受到朝廷的表扬（《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见《义和团》第一册，第501页。）。所有这一些，对于义和团显然起着一种鼓励和示范的作用。义和团的排外行为，越是在直隶一带特别是京津地区，表现得越加严重，越加突出，这决不是偶然的。难怪当时的报纸上对于清政府有这样的评论：“忽闻助清美名，灭洋快事，满朝心醉，举国皆狂，则斯时非惟纵之，且或煽之。故以拆铁路，毁电杆，烧学堂，焚译署，杀教民，攻使馆，事事合政府宗旨，即事事为政府主使，盖亦可知”（《中外日报》，1900年12月8日，《原乱》二。见《义和团》第四册，第228页。）。应该说，这个评论大体是正确的。

　　封建地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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