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如山东的三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可谓其中的代表。他们在民教斗争当中，不仅经常站在人民一边，屡屡公开指斥洋人、洋教士的种种不法行为，认为“民教积不相能”，皆由洋人教士和教民“贪诈凶横，一味依势凌人，欺压乡民”（《教案教务档》第六辑〈一〉第454页。）所致，民众的反抗是被迫的、自卫的、正义的，劝戒朝廷不要为洋人浮词所惑，对人民不要一味镇压，而应当核查实情，依法惩办无辜*放火的洋人凶犯：而且，对拳会的反洋教斗争常常给予明里暗里的支持，甚至公开向朝廷提出：“民可用，团应抚”；认为“当此时局艰难，外患纷沓之际，当以固民心为要图”（《筹笔偶存》第45页。）；建议朝廷应“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5页。），也就是要收编各拳会作为反侵略的依靠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一些可以利用的矛盾和可以通过妥协与官方达成某种程度的联合或默契，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外国侵略者的可能。坚持“灭洋”斗争，而又长期受到官军镇压的义和拳，对这种形势的变化，自然是敏感的；他们定会根据丰富的斗争经验，为壮大“灭洋”力量，扩大联合战线，避开或减轻来自官方的压力和干扰，更好地进行驱逐侵略者的斗争，而采取适当策略措施的。这一点，从最先采用义和团名称的鲁西北赵三多改义和拳为义和团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据有关材料和有人最近考证，赵三多于1899年4月首先借用了义和团的名称（威县编《赵三多和他领导的义和团》第49页。）。
直鲁交界的赵三多义和拳，原叫梅花拳，历史很久，且有“灭满兴汉”的斗争传统。洋教侵入以后，1887年在冠县梨园屯与民争地建堂发生“庙产争端”。1892年赵三多参与了进去，一边反洋教，一边坚持“灭满兴汉”，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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