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若使现金输出减少，而沪汉交易，自多采购本省物产，输出销售，以为现金之代替。是直接限制现金出境，即间接促进生产，维护商场〔业〕。”（注：《湘省限制现金出口》，《银行周报》第18卷第11期，1934年3月27日，“国内要闻”，第1页。）如果限制现金输出的地区真的像彭著所述的那样——不存在交通、暴力、信息等方面的限制——限制现金输出是可以促进当地产品的输出的。在黄运地区，由于存在着高得离谱的银铜比价，如果政府限制硬通货输出，那么，人们即使不能运入银币来套汇，但完全可以用银币在当地兑换成铜币，然后再购买当地的物产运出去销售。这岂不是多了一道赢利的途径吗？而这种活动也正是地方政府所鼓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限制硬通货的流动就不完全是当地政府自肥的手段，与操纵银铜兑换比价有着较大的区别。
抗战前，鲁西南一直以输出杂粮等土产而著称，似乎可以说明限制现金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促进了当地的农产品输出。而另一方面，1904年，鲁西南的中心城市济宁的银价与济南、上海相差不大。到1909年，济宁银与铜币的比价仅高出济南40%、高出上海60%。但在高斯抱怨土匪影响了货币转运的1921年，济宁的银铜比价几乎高出济南的3倍。而在限制白银流动并不严厉的1929年，济宁的银铜比价为北部临清和清平比价的近6倍，约为上海比价的8倍。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在30年代初政府最严厉禁止现金流动的时候，鲁西南地区的银铜比价仅为清平的2倍、上海的3倍。（第44页）由此可见，限制白银流动与操纵银铜比价的意图并不一致，限制白银流动确有加强市场调控的作用。
另外，彭氏把社会结构本身作为一种变量来分析不同家庭的经济逻辑，极具启发性，但用推广美棉这一事件来进行“临床验证”，似有可议之处。在彭氏看来，黄运南部土棉种植较多、美棉推广不成功的原因在于那里的乡村精英势力比北部的强大，这些乡村精英担心新棉种可能会损害其社会和*地位。作为黄运南部中心城市的济宁本来存在着强大的都市精英阶层，但他们的利益与乡村精英的利益并不一致。在这里，彭氏的结论与孔飞力的看法惊人的相似：城市精英（名流）与中国农村的利害关系越来越隔膜，而都市精英很难从城市行政基地去治理农村社会。（注：参见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
由于黄运南部乡村精英的不合作，抢棉非常普遍，并成为新棉推广的最大障碍。彭氏认为，如果帮助推广美棉，乡村领袖们只能赚到钱财，但却有同时失去钱财和权力的危险。美棉推广失败可能牺牲了乡村头面人物某些潜在的收入，但这并不会威胁到他们对当地社会的操纵。但与政府合作，则会威胁其对当地的控制，并可能导致对当地精英统治的进一步侵害。（第105页）县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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