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国家服务调配与地区性社会生态的演变 |
 |
时间：2007-3-10 11:02:19 来源：不详
|
|
|
少体现了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分析模型，即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的村庄的狭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基层市场社区的权力结构不可能与对市场的控制分开。（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47页。）烟草的种植，恰恰主要得益于外来者与势力强大的当地掌权者和精英们的合作。英美烟公司的山东买办田俊川在向烟农贷放豆饼和煤时，均通过当地士绅和富户之手。在英美烟公司收烟厂所在地二十里铺，保安队的首领也是当地士绅的领袖，“同这个外国托拉斯在财务上瓜葛纠缠”，英美烟公司每月为保安队支付400-600元的维持费，还贷款给保安队首领，资助其经营的煤矿，这位首领曾欠英美烟债款达10万元以上。反过来，当地精英也非常愿意与买办合作。这就说明，只要利益分配“合理”，地方士绅是可以成为外来者的合作对象的。陈翰笙先生指出：“中国买办、官僚和地方士绅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渗透的良好媒介，通过这个媒介，这种渗透纵使相当缓慢，但却无疑在或多或少地向前推进。只有通过这一媒介，外国货币资本才能够达到中国腹地”。（注：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陈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1、27、28页。）在黄运，这一看法似乎仍然正确。
总之，彭著具有宏大的学术视域、严密的分析逻辑、独特的解释体系、丰富的文献资料和新颖的结构模型，它把国家政策的转型、国家服务的重新配置作为解释中国近代社会生态演变的主因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停滞与发展，这对全面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尤为重要的是，彭著所分析的许多社会生态难题直到今天还摆在我们的面前。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更加生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 上一页 [21] [22] [23]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