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首先，尽管当时山东许多地方通过电报每天都能得知上海的洋厘、拆息等，但这些信息主要局限于钱业市场内部，并不是所有商人都能得到这样的信息。更为重要的是，银铜比价极高的地区，往往不会对外发布本地的信息，外部的商人也就无从及时掌握许多兑换率情况。其次，清末民初，暴力对山东省内货币流动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之一。在限制硬通货流动并不严格的20世纪20年代，暴力更是阻碍货币流动的首要因素。前引高斯的报告中还写道：“山东省内特别是较大地方之外的货币转运，通常是件极为棘手的事；真正的铜币或银币的转运必须不间断地进行，而多年来，该省土匪横行，在土匪的势力范围内做这件事风险极其巨大，特别是在高粱为这些不法之徒提供了屏障、使之免于肃匪部队清剿的季节，风险更大。”（注：Frederic E.Lee,Currency,Banking,and Finance in China,p.56.彭氏在其著作中曾引用过这篇报告的部分内容，遗憾的是，却没有提到高斯对匪患的强调。）直到20世纪30年代韩复榘主鲁多年后，鲁西南的匪患才得以减轻，其时省政府的政策才能在该省大部分地方推行。 

　　20世纪30年代初，主要来自日本的外国金融势力插手中国的金融市场，利用中国币制本身的缺陷进行牟利，严重地扰乱了中国的金融秩序。山东沿海城市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对日*非常活跃。如烟台“与日管大连，仅一衣带水〔之〕隔，运输至为便利……一班奸商惟利是趋，纷纷偷运现洋前往”。（注：《烟台市面恐慌》，《银行周报》第18卷第48期，1934年12月11日，“国内要闻”，第6-7页。）1931年12月，仅从上海、青岛运入日人管辖区大连的银元分别达750多万元和500-600万元，致使1931年12月22日上海的拆息涨至4钱2分。（注：吴菊初：《大堪注意之巨额现洋运入大连》，《钱业月报》第12卷第1号，1932年1月15日，第23、25页。）据东京《日日新闻》报道，1935年9月日本输出白银2970.3万日元，这一年的1-9月由上海向日本*白银约14414.5万日元。由于日本年产白银仅1000万日元左右，所以日本出口的白银主要是由中国*过去的。（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151页。）在此之下，厉行白银出口实为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所必需，上海、青岛、烟台等地主要限制白银流入海外，是政府增加了服务。 

　　至于山东省内限制硬通货的流动，充其量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限制本地区的硬通货外流，而不限制硬通货的流入。内地限制现金流动的目的从湖南省的*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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