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强运动中被大力提倡的美棉，因为与拾荒权相冲突，这种本应给贫困者带来更多实惠的作物，却极大地激起了他们的反感。作者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清晰地再现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其中许多细节上的分析尤其令人惊叹。在存在拾荒权的地方，新棉的每一个优点似乎都对穷人和乡村头面人物有着不利的影响。据报道，“美国棉种高大，三倍于本地之棉，每亩之地本地棉约种七千棵，美国棉至多不过一千棵。”（注：《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893页。）这极大地减少了拾荒者所获秸秆等剩余物的数量。种植美棉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但这些需求更加均匀地分散在整个季节里，因此棉农可以使用更少的雇佣劳动。由于担心偷窃，使得种植美棉的家庭，更多地使用自家的妇女和儿童，而不是雇用他人。与之相比，那些最依赖拾荒为生的人通常也是那些最需要打工赚钱的人，并由于收割通常提供了开始提前拾荒的机会，美棉的种植给他们的生计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第85页） 

　　总的说来，国家政策转型及服务的重新配置给黄运造成了三种严重的生态问题。其一，它与过去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地失去了联系，且没有找到新的供应地。其二，黄运不属于政府注重的地区，政府最关心的是竞争能力的问题。即使像植树这样的事务，只有在植树造林能够充当进口替代的情况下，国家才会关注此事，反之，如果仅仅是增加地方上的福利，则不会引起政府的兴趣。其三，黄运本地没有限制人们从极为重要的生态地区（河堤、山坡、荒地和以前的林地上）榨取燃料的机制，国家更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如此使得盗伐树木成为黄运非常严重的问题。（第121-122页） 

　　恶劣的交通、不明确的产权以及普遍的动荡加剧了黄运的生态危机，并阻断了市场解决之路。当19世纪中期中国许多地方在开发更远距离的木材供应地时，黄运的外来木材却越来越少，本地的供应在迅速萎缩。（第124页）自强倾向为政府的林业官员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来把某些地区看得比其他地区更重要。国家把某些地区建成林业中心的理由主要与外国人的影响有关，这些地区通常还与外国人已率先进行植树活动的地区相交叠：靠近外国人租界（主要是青岛和威海卫）的山坡及铁路沿线的地区，需要木材来制作枕木，并拥有保护树苗的警力。（第139页）对自强利害关系的强调，使国民政府在已经有了进口替代的地区仍然重视林业工作：他们在山东的济南、青州和泰安而不是在真正缺乏木材来源的黄运地区建立了林业中心。（第140页）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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