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秸秆的采购者，委员们具有特别优越的地位，他们具有巨大的弹性来制定和上报所付的价格，如果从官办的采石场采购石头或从窑场购买砖头，他们就不可能享有这种优势。所以，委员们宁愿修筑秸秆大堤，这是因为这种大堤需要反复维修，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委员们牟利的机会；而修建牢固的砖石大堤则会使监督者失去这样的财路。（第197-198页）交纳秸秆的制度还给村庄头面人物和“土豪”提供了机遇。由于秸秆要交纳到很远的地方，接收者可以通过延迟这些秸秆交纳的进度，强迫离家的百姓开销巨额费用，来随意报价，迫使村民心甘情愿地接受榨取。（第199-200页）治河制度“改革”以来，“勒索”和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石方至少短少30%（中间是空的）；许多石方短少50%-60%，半数以上的河务工程款被浪费。有的委员侵吞了90%的资金。浪费和腐败给黄河民堤造成了最大的危害，却没有人来控制这些委员。这又导致了更多的水患。（第202-203页） 

　　许多腐败众所周知，但县令“不敢干预”。处理这种问题需要巡抚委派一名代表（另一名委员）来处理，这种人治方法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不但增加了操作上的难度，并且也加大了腐败的途径。如果用价格来衡量，秸秆修筑的民堤比由政府修筑的石头大堤要昂贵得多；另外，秸秆大堤的效力明显要差得多，在大水灾之后，不论是百姓自身，还是国家机构，均不得不来控制动乱。（第188页） 

　　以往有些学者也把水灾视为“社会的原因”而非“自然的或自然地理的原因”，但在论述帝国主义的影响时常归于其“故意破坏”之类，流于简单化。（注：如20世纪30年代苏联高校中的经济地理教科书中写道：“在目前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故意造成了中国的分裂与军阀的内战，所以水灾差不多是每年都有发生的。他们只是对农民强盗般的劫夺，侵吞公款，对防水的工事是毫不注意的。” （卡赞宁：《中国经济地理》，焦敏之译，上海：光明书局，1938年，第144页））彭氏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渗透与竞争，沿海地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不断加剧的弱点，需要在那里进行资源的集中，包括各种公共服务，这是因为几乎在任何领域中的失败都可能导致对主权的进一步侵害。中国国家政策的重新定向，以牺牲腹地为代价，甚至使贫穷的沿海地区也获得了益处。从治水角度来说，只要额外的开支不是由政府来承担，或者以后的水患发生在被国家重商主义和民族主义者视为边缘的地区，国家考虑整个福利时宁愿采纳代价更大和效果更差的方案。把黄运的黄河治理作为当地的责任，意味着国家花费较少的资源，但社会花费得更多。 

　　中央政府从黄运退出后，地方精英被鼓励担负更多的角色，并增加了榨取，但通常却不能或不愿有效地运用这些新资源，结果，在这些地区中，民众与现代国家变得最为疏远。（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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