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2页）在存在腐败的地方，常会有人尝试改革，但改革的结果却并不总是与初衷相一致，有时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1920年，山东河务局局长就建议用受过现代技术训练的人来代替候补官员，并尽快结束短期委员的使用。但直到北伐战争前，候补官员仍占据着河务局并“监督”大部分的河务。与此同时，委员们失去控制权的民堤落到了村庄头面人物及其上司手中，而不是落到了被撤销的河营或者现代工程师手中，后两者则是河务局希望能够替代前者的。到20世纪20年代末，进一步的衰变发生了，县级以下的掌权者比河务局和委员们所造成的弊端更大。（第201页）
尽管改革使中央政府的开支减少了，但在黄运地区，原来较为合理的体制也被破坏了；水灾治理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鲁西地区的黄河向民堤的转化，根本没有形成一种更加具有成本效益的治水体制。与改革前相比，在靠近沿海等地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成绩以牺牲鲁西地区为代价。治水资金向其他各种现代化项目的全面转化是以国家和省从鲁西地区撒出治河资金为前提的，随着资金撤走而发生的组织方面的变化加剧了那里的负面影响。其他地方的所得实际上无法抵补鲁西的损失。（第208页）也就是说，整个华北不全都是国家的内卷化，至少受国家重视的地区，国家构建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国家和市场在向前发展着，市场的发展和新的技术催生了提供服务的新途径。（第210页）但为了资助这种发展，国家在它认为不重要的地区减少了服务，让这些地区自行发展。面对新的重大使命，被忽略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准政府（如民堤组织），实际上被允许用各种方法榨取新的税收，但它们通常无法像核心地区那样可以在国家的帮助下利用市场来获得大部分资源。结果，它们进行了更多的榨取，但它们所提供的服务比传统国家曾经提供的服务效果要差得多。（第211页）
彭氏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因国家服务的退出给黄运造成的损失进行了估计。国家服务减少的后果之一是水利衰败，仅水利衰败每年给黄运造成的经济损失最低估计数达4800-5100万元，甚至达1亿元。民国初年黄运地区的农业产值每年仅为5亿元左右，水灾造成的损失占黄运农业总产值的9.6%-20%。（第218-220页）
这些损失与黄运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中所获得的利益相比，显然得不偿失。对黄运农家收入改善最大的项目是推广美棉，种植美棉增加的毛收入在800-1500万元之间。黄运从加入世界经济中所得的利益，要远远少于国家放弃黄运的治水所造成的损害。（第220-221页）对于这些地区，国家减少服务的代价确实是惊人的，国家政策的转型对黄运来说是害多利少。
三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可议之处。
彭氏始终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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