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就山东的实际情形来说，地方*结构对国家政策的阻击要远远大于士绅们的影响。如前所述，中国的官僚往往会按对自己有利的原则来解释“事件”甚至创造“事件”，实际上，他们更会按对自己以及对自己所辖地区有利的原则来解释和“贯彻”政策。在民国前期（1912-1928年），山东行政长官（不包括南方临时政府任命的都督胡瑛），共有19任18人，每届平均任期310天，最短的仅任职十几天。（注：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山东通志》第1册，台北，山东文献杂志出版社，2002年，第349页。）担任行政长官的人，或本人是军阀出身，或是军阀的工具，这样的官员是不可能认真执行国家政策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山东大部分时间在韩复榘的统治下，而韩“对国民党貌合神离”，（注：《民国山东通志》第1册，第364页。）也不会真正听命于中央政策。因此，在考虑国家政策转型对黄运的影响时，似应看到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阻击”作用，以及为了自身的利益，地方政府对国家政策的歪曲。至少，把黄运社会生态的衰败全部归结于国家政策的转型，显得有些片面。 

　　在微观层面上，彭氏对限制货币流动的阐述显得不全面。在他看来，限制货币流动主要是县级政府的自利行为（第46页），并且这种情形好像是始终如一的。应该说，限制货币流动是各个层面的政府的事，在省级以上的政府看来，并不是政府在减少服务，更像是政府增加了服务：运用政府力量来加强对市场的调控。 

　　20世纪20年代以前，对货币流动的限制似乎并不严厉。美国驻济南总领事高斯(C.E.Gauss)在1921年9月21日的报告中写道：“在（山东省）较大城市之间的资金转移可以通过中国较大的银行来进行，但在城市与集镇之间，这类转移更为常见的是通过商人、特别是经营粮食——更常见的转运物品——的商人的信贷转移来进行。”（注：Frederic E.Lee,Currency,Banking,and Finance in China,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6,p.56.）这里根本没有提及当地政策对货币流动的限制及其影响。 

　　但鲁西南的银铜比价一直高于沿海地区，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货币流动的进行。彭氏认为，各地不同的银铜比价不是信息、暴力、军事割据等方面的原因，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济南、潍县、烟台和济宁存在着活跃的货币交换市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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