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用“核心”与“边缘”模型来分析中国区域社会变迁的萧邦齐指出，尽管各地区都引入了新的制度，并经历了*的变化，但对作为合法*角色的制度的认同程度则依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变化。（注：R.Keith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86.）还有的学者指出，清末地方精英民族主义的动员极易成为维护或扩张与政府相对立的团体利益的行为。（注：Mary Backus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i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303.）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以潘复为首的济宁士绅呼吁修建兖济铁路、规划修复大运河等活动进行了阐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地方土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抵消国家政策的不利影响。但济宁的事件在书中显得过于孤立，尚不能充分阐明在长时期里，这些士绅是如何与地方官员结为利益共同体以及如何像张仲礼所揭示的那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地方官吏的。（注：张仲礼：《中国绅士》，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53页。） 

　　彭氏对“自强”的理解，没有超越发展工商业、增加税收、缓解政府财政危机的范畴。这种看法大概以费维恺为典型，（注：费氏的观点详见Albert Feuerwerker,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ag Shuan-huai(1844-1916)and Mandarin Enterprise,New York:Atheneum,1970,pp.35-36,40-48.）但费氏著作中的“自强”内容是作为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背景来叙述的，并无不妥之处。而彭氏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就有必要对“自强”内涵的演变作一阐述。至少，到20世纪初“自强”运动已衍生出强大的地方主义势力。（注：详见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2-30页。）有学者指出：清末自强运动以后，新式工商业的兴起，有凝结地方势力的作用，并使地方士绅的力量在地方*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清末扩大升高的绅权，既然是以地方为背景而兴起的势力，所以这一势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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