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
 |
时间：2007-3-10 11:02:32 来源：不详
|
|
|
足20个，其余基本上引用第二手材料。所引原始材料主要包括日本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1917-1920年版）、《嘉庆重修一统志》、《大清缙绅全书》、光绪《大清会典》，种类可谓不多，所引方志数量也远远不够。当然，第二手材料也可用于历史研究，但是对于一位立意提出独创性分析模式的学者来说，没有充分占有原始材料，无疑会影响其研究工作本身的学术价值。例如，按照施氏的说法，1893年中国的8大经济区（不包括东北和台湾）约有39000个中心地。得到这一估算结果，施氏仅仅参考了200多部地方志，其他主要是借鉴第二手材料，这显然缺乏竖实的史料基础。施氏本人对此也缺乏足够的信心，他承认这一估算在误差10%的范围内也许是正确的。将1843年和1893年作为两个时点，以评估19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这是施坚雅采取的基本做法。在估算1843年中心地数量时，施氏对华北和长江下游地区采取了“粗略”的估计方法，至于其他地区，他声称放弃了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收集，甚至简化了统计步骤，但未说明这样做的任何原因。对此，他也有自知之明，“不用说，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作出的估计，不如对九十年代作出的那些估计来得可靠”。在制表分析1843年中国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决定因素时，施坚雅承认在人口密度、劳动分工、技术运用、地区内部的商业化、对外贸易、行政组成部分这6个尺度中，有两个“可以说是盲目得到的，因此应该承认这个数学模式总的来说是草草赶制出来的”（注：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56、262-263、270-271、291注(17)、293注(22)、295注(34)。）。资料的局限（原始材料的不足，以及包括二手材料也不足），使得施坚雅有分量的历史研究工作局限于长江上游地区（四川），对其他地区或无暇顾及，或语焉不详。因此，资料的局限就是施坚雅模式的真正局限。当施坚雅将四川模式推及全国时，他就陷入了论证乏力的困境。因此，在许多时候他必须借助理论的铺陈来弥补资料的不足。由于缺乏全面深入的实证研究，所以施坚雅模式只能是一种假说。这也是施坚雅本人充分意识到的。曹树基指出，施坚雅采纳西方城市地理学家对西方城市的数量归纳方法，划定城市人口数量等级，这一方法本身有其合理性。但是，“将这一模型应用于历史时期中国城市人口的分析，存在一个适用与否的问题。规范的做法是，研究者必须应用中国的资料对西方学者所用模型进行证实、证伪和修正，而施坚雅却从未进行这一必要的工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施氏的工作只有假设的意义。”（注：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15页。）有意思的是，这种证实、证伪和修正的工作不是通过施坚雅，而是体现在中国学者的大量研究中。通过上述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的影响，以及中国学者对该模式提出的种种批评，可以说这一“必要的工作”几乎在不同的史学论著中凸显出来，而且往往在同一学 << 上一页 [21] [22] [2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