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施坚雅模式的局限性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不足。这种不足除了显而易见的“理论贫血”外，还有实证研究方面的许多“缺口”。例如施坚雅提出并讨论过的若干问题，仍有待中国学者做出进一步的研究。详言之，在市场史方面，关于基层市场社区“非正式管理”问题、传统市镇近代转型问题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显示经济史的触角应该向社会史延伸。在城市史方面，中国城市内部社会分化的性质及其与城市空间划分的关系，住宅集中的方式所反映的社会各阶级或阶层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城市生态模式，商业区内部的空间分化，城市中职业地位竞争的加剧对经济专业化或同化的影响，城市会社（如街坊组织）、市政管理与社会秩序等等，均有待深入思考。再如人口史方面，城市规模与人口密度对社会结构的制约，人口集中带来的社会学后果，通过城市的社会组成、住区格局、组织结构反映出来的由地区体系形成的人口流动，城市人口的客籍成分，客民的子嗣，前现代城市中的人口梯度，客居与城市人口的相对规模，职守标记与城市人口规模等等，中国学者也缺乏扎实的研究。从整体上看，目前国内的近代人口史研究“大多仍停留在二三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模式上，如人口的数量变动、地理分布、区域流动和自然结构等，而在人口的社会结构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对人口的城乡结构和流动、阶级和阶层结构，虽有所研究，但仍有较多缺口，对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职业结构的研究则近乎空白”（注：虞和平：《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趋向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这一状况有待改进。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在运用施坚雅模式研究中国近代史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的研究即为明证。诚然，施坚雅模式存在若干缺陷。但有人对国内某些学者满足于用具体的经验和研究去“推翻”施坚雅的理论，并扣上“施坚雅不懂中国”的帽子的做法不以为然，指出“用事实去衡量一种理论框架，这本无可厚非；对一种理论做度长量短的批评也是旁观者应有的反思，或可推动认识的发展。但问题恐怕并不在此，面对施坚雅，更应该反思的似乎是我们的知识和思维中究竟是什么缺席了，为什么会是这样。”西方学者可能不懂中国，更难以将中国国情穷形尽相。但是，施坚雅模式提醒我们，早应该对明清以来就有的认识框架进行反思。（注：孙明：《另一种“历史”》，2001年12月20日《中国图书商报》。）这种反思应该是多学科多层面的，尤其是历史学的反思必不可少，因为施坚雅模式的主要基石就是国人所称的中国近代史。方法论的有效性需要用实证研究加以检验，但实证研究本身同样存在各种局限和失误，只有当实证研究达到科学实验的阶段，方法论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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