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何在？如上所述，六边形结构不仅不是克氏、施氏的致命伤，而且有其方法论的创新意义。尽管普里戈金批评克氏完全忽略历史失之偏颇，尽管克氏本人对历史方法有所顾及，但是历史研究的薄弱仍是克氏理论的最大缺陷。如果克氏能将对德国南部中心地的研究由现实层面转向历史层面，将现实与历史贯通起来，那么中心地理论将获得来自历史学的更有力的支撑。因为经济地理单元的空间分布、中心地的结构及等级、同一组织系统中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种类等等，在历史上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言之，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体系（数量、规模和分布），中心商品的范围，生产成本与技术进步，人口密度与人口结构，经济距离与服务、区域、交通，在历史上有哪些特点，它们的变迁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历史上的中心地与现实生活中的中心地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克氏应该回答的问题。如同克氏的六边形结构一样，对克氏提出历史研究的要求也是一种“理想图式”。因为他毕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地理学家。在理想化状态下，六边形结构作为中心地原理的图式是最佳的，同样地，历史研究之于中心地理论的论证也是必须的。我们不怀疑克里斯塔勒在众多专业领域（社会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等）拥有渊博知识，但是在克氏的知识结构中却缺乏足够的历史学修养。遗憾的是，这一知识缺陷在施坚雅身上得以重现。历史研究的不充分和不深入正是施坚雅模式的真正局限所在。如果说克里斯塔勒是从德国南部的现实出发对中心地理论进行论证，那么施坚雅则是从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出发从事同样的工作。作为人类学家的施坚雅熟谙社会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点上他与克里斯塔勒惊人地相似。在历史学的知识储备方面，施氏显然超过克氏，但相对于他的研究对象——中国的市场体系和区域体系——而言，却是不够的。因此，在施氏的论著中，更多的不是扎实的历史研究，而是理论阐述和逻辑演绎。在某种程度上，注重理论模式的构架，忽略详尽的史料分析，也许是美国中国史研究的通病。就此而言，中国学者的近代史研究有着相反的毛病：长于史料的缕述和归纳，疏于理论方法的借鉴和创新。
施坚雅历史研究的不充分和不深入主要表现在参考文献的种类和数量较为有限，尤其是第一手材料严重不足。笔者对施氏论著的注释做过统计，结果如下：《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计有注释277个，其中直接引用原始材料者不到50个，大量借用他人论著中的二手材料。所引原始材料主要包括日本人所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1952-1958年版）、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1931年版）、官蔚蓝编《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及土地人口统计表》（1956年版）、有限的田野调查材料、不足30部的方志（与施氏自称的数千部方志不符），以及少量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收录施氏5篇文章，计有注释257个，其中直接引用原始材料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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