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市场史和城市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那么这一影响同样反映在近代人口史领域。因为施坚雅的人口史研究是与市场史研究、城市史研究联系在一起的，确切地说，施坚雅的人口史研究从属于他的市场史研究和城市史研究。 

　　1995年，朱政惠结合施坚雅关于清代四川人口的研究，撰文分析国内人口史研究现状，指出：施坚雅在收集了有关人口统计数据后，“运用计算机精密计算，通过纵横的比较，空间模式和人文地理的比较，作出了对四川人口的新推断”，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施氏的四川人口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启示在于，人口史研究“必须作深入、扎实、打‘井’式地探讨，必须作一些脚踏实地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也是西方人口史学寻求突破的路数。相比之下，中国人口史研究欠缺“施坚雅那种对具体地区、具体村落、具体问题的深入扎实的个案研究”（注：朱政惠：《方兴未艾的中国人口史研究——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之一》，《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2期。）。从此文发表后至今，中国学者的人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少学者在讨论有关洋务运动与晚清城市社会近代化、近代人口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城镇密集区形成的历史原因、近代集市和区域市场的变迁、清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近代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生活的现代性等问题时，直接引用施坚雅的观点和数据，表明对其人口史的研究结论予以首肯。（注：参见涂文学《洋务运动与晚清城市社会近代化》，《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王瑞成《中国近代城市化内容探析》，《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1期；谢放《孙中山与中国城市近代化》，《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张利民《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尚武《长江三角洲城镇密集地区形成及发展的历史特征》，《城市规划汇刊》1999年第1期；龚关《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行龙结合施坚雅区域体系理论关于城市化的论述，认为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大体上存在3个阶段：五口通商至甲午战争前，甲午战后至20世纪初，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呈现了人口流动由少到多、城市化由慢到快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行龙给出了不同时期城市化的估计指数。（注：刘焕性：《史学的超越与定位——“纪念粱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施坚雅关于移民策略的论述也引起某些中国学者的关注。（注：郑也夫：《古代中西城市化与民间社团之比较》，《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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