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者对施坚雅模式的批评是围绕近代中国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展开的，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经验层面，即用具体事例指斥施坚雅模式与历史实际不符，或通过实证研究修正施坚雅的某些结论；二是理性层面，即对施坚雅模式的理论来源，以及该模式本身的某些研究方法提出批评。由此引发的深层次思考是：第一，这些批评是否成立，或者是否有力，是否需要提出反批评。第二，透过这些批评，我们是否可以发现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足之处，并进而寻求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
从相关检索看，中国学者多从经验层面批评施坚雅模式。这种批评包括史料运用的不当、数据统计的偏低等等。例如，有学者点出了施坚雅的某些硬伤：如将1937年的宁波作为农业现代化影响下标准市场业已消失的典型，所据史料需要推敲；施氏所画1893年四川贸易体系图存在错谬，遗漏了资州、眉州等州治和商业中心。当施坚雅着手18世纪或19世纪的城市人口比重分析时，其依据的区域人口数存在严重问题。施坚雅对四川人口的研究堪称经典，但他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即将四川的经验作为普遍真理加以推广，得出了不正确的全国人口数。（注：吴筑星：《宏观区域理论与迈入近代的贵州》，《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注(168)。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6、15页。）施坚雅在史料使用或理解上的失误，影响了其理论模式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解释效力。有些批评虽然言之成理，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例如，一些学者对施坚雅的人口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提出质疑。吴筑星认为施氏著作中的成套数据的完整性令人眼目一新，其出处和计算方法却令人疑虑。曹树基指出施坚雅构建其理论的城市人口资料从未予以披露，使得他的工作无法复原，也无法检验，从而令人怀疑施坚雅所用城市人口资料的真实性。陈晓燕指出，施坚雅关于近代江南地区城镇化水平（人口比）的估计偏低。姜涛对施坚雅的人口史研究结论做出某些修正，指出施坚雅估算1843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1%，1893年上升为6.0%，这一统计结果大大低于实际水平。原因在于施氏统计的城市中心地总数偏低，他对北京、杭州、南京等具体城市人口的估计也偏低。清代中叶直到太平天国革命之前的城市人口比重，总体上不低于宋代的水平。（注：吴筑星：《宏观区域理论与迈入近代的贵州》，《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陈晓燕：《近代江南市镇人口与城镇化水平变迁》，《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姜涛：《传统人口的城乡结构——立足于清代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15页。）有些批评则超出了施坚雅的研究视野，似乎苛求。例如，有人指出施坚雅的区域市场体系过多关注各市场内部关系，对市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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