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瘫痪，总有人要冒着危险收集证词，《古》就是起诉的材料与行动。关于起诉与审判，马丁·马里阿在《两条战线的战争：索尔仁尼琴与〈古拉格群岛〉》中说得非常明确：“索尔仁尼琴的书对俄罗斯与西方来说，成了独特的对这种体制的纽伦堡审判[注: 纽伦堡审判是1945年11月20日到1946年10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国际战争犯罪审判。23名被同盟国认定为“主要战争犯”中的21人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索尔仁尼琴不得不自己承担起主要公诉人的角色，因为被迫沉默的苏联公民无法完成这一事情，而西方知识分子则因不明就里、盲目或胆怯而不想去做。因此，《古拉格群岛》的最高意义就在于，它将这种体制而非只是集中营置于那种最后曾将纳粹主义投入宇宙的耻辱地狱的审判之下。……是清算……所有行径的第一份卷宗。”（第143-144页）至于罗纳德·弗隆，其文章的题目就是《作为诉讼程序的文学作品：〈古拉格群岛〉》，认为对于苏联读者来说，《古》就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对国家的诉状”。从作品的结构、风格等方面来说，他认为《古》就是一篇“独特的现代法庭演讲”（第175-176页）。作者论述了从古希腊演说家到十九世纪文学作品的类似模式，同时更详细、具体地分析了《古》中类似诉讼演讲式的结构、所有的证词陈述、对辩方的反驳、对陪审员的说服等文字材料。应该令我们重新感到震撼的是在《古》中这些可能读过但会轻易放过的句子：“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说出：‘是，我曾是刽子手和杀人犯。’”“在20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该翻的旧账’！”（第177页）最后作者总结说，“《古拉格群岛》被认为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制度提出的最伟大、最强有力的独立控诉’。”（第196页）应该再次自我提醒的是，我们应该从司法审判的意义上祛除关于“控诉”的文学比喻色彩，坚定地使所谓的“错误”还原为必须接受审判的历史罪行。
第二，关于罪恶的规模、量级、来源及其历史性关联的思考。马丁·马里阿提出，《古》的历史分析涉及苏联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历时性考察的特征，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监狱史、惩罚理论史、政治诉讼程序史、‘法律’形成史、劳改营系统的产生和扩张史、流放制度发展史”等等，归纳起来提出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索尔仁尼琴如何看待恶的规模”（第146页）。“这是引起他同西方左派争论的主要原因。然而，至今还没有人驳倒过他所列举的事实。”（同上）而关于与俄国历史的联系，索尔仁尼琴通过大量事实分析的结论是二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断裂，古拉格之恶的规模完全是“另一数量级的现象”，而且其性质从1917年以来一直牢固不变（第147页）。最后作者指出索尔仁尼琴没有直接回答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恶是怎样产生的？他的回答隐含在《古》的这段引文中：“莎士比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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