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梁启超是从哪一年开始收藏碑刻拓本的，他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过，著述中也未谈到过这个问题，但他从1916年开始陆续对所收藏的碑刻拓本进行校勘和题跋，在多件拓本跋语中谈到其收藏时间、地点和来源，其中1925年在题跋《李壁墓志》拓本中写道:“碑以宣统元年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欢喜累日。……”由此可以推断，梁启超至少在宣统元年(即190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收藏碑刻拓本了。因为梁启超在此之前如果没有收藏碑拓的爱好，何澄一是不会从千里之外给他寄新出土的碑拓的。而在1909年之前的11年间，即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起，梁启超一直逃亡在国外，他不可能直接进行收藏碑刻拓本的活动。在此期间，别人不可能知道他有收藏碑刻拓本的爱好，因此可以进一步推断，梁启超早在1898年之前就已经进行收藏碑刻拓本的活动了。当时，受到有清以来金石学勃兴的历史氛围的影响，更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大力倡导碑学，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在十九世纪90年代初萌发收藏碑刻拓本的兴趣，这是很自然的。

同时，据有关资料显示，梁启超收藏的碑刻拓本中，除有极少数如东汉的《樊敏碑》等数件为明代拓本和东汉的《张迁碑》等近十件为清代乾隆年间拓本外，其余大部分藏品都是嘉庆、道光年间的拓本或清中期至民国初年新出土的碑志、造像的初拓本。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梁启超只要知道那里有古代的碑刻或有新出土的碑石、墓志，他就千方百计(包括友人馈赠和花钱购买在内)将其拓本弄到手。

梁启超跋《颜勤礼碑》云:“碑以民国十一年出土，今在陕西节署，此本为刘雪亚督军镇华所寄赠。”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说明梁启超的碑刻拓本收藏活动至少延续到1922年。由此可见，梁启超收藏碑刻拓本的时间跨度足有30年。

梁启超在收藏碑刻拓本的同时，还对其中的130多件拓本进行题跋。最早的题跋是写于1916年1月的《礼器碑跋》，之后直至1926年，历年断断续续都有题跋，时间跨度达11年。1918年1月，共题跋34件。而大部分的题跋多集中在1925年，这一年题跋(含再跋)超过100件。

梁启超所题跋的碑拓，有汉代和魏晋的碑刻摩崖，有南北朝和隋唐的碑刻墓志，其中大部分为西汉和北朝的碑刻墓志。题跋的内容主要有记述碑刻的出土发现情况及其去向、记录碑拓的递藏经历、校勘考释、题署碑刻名称和年代、品评书法等方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文字却十分精练，可谓字字珠玑。

梁启超逝世后，其家人将他生前收藏的近1300件历代碑刻拓本尽数捐献给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人们在惊讶之余，更为梁启超的精神与毅力所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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