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80年代:香港独有土壤下的家国梦

从50～80年代，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所在的鸳鸯蝴蝶派在大陆销声匿迹。在当时的台湾，也属于威权统治时期，所以只有在香港那样一个英国殖民地之下，新武侠小说才有了生长的基础。

首先，接受过旧学教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感情的文人并没有绝迹，金庸与梁羽生就属于此列。

第二，这些人又受过新式教育。梁羽生是岭南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金庸曾经就读于两所高校学习外语和国际法。他们读过英文，有着开放的视野。

第三，这些人赶上了大时代的背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创伤，感受过亡国的痛楚，也经历了内战的纷扰。金庸与梁羽生的父亲同在1951年作为地主被枪毙，因为政治的巨大变革，他们亡命香港，与家人隔绝，在英国殖民地享有了自由却失去了文化的根。由于这样的背景，他们对于故国文化的怀恋比常人深刻而强烈得多。当他们有机会介入武侠小说创作的时候，不自觉地就会把自己的知识积累、文化传承、悲痛身世以及对家国的感慨都化入自己的武侠作品当中，一下子把武侠的层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又因为地处香港，能有机会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虽然用传统的方式去写作，但是自然有了一个世界的参考系。即使是旧形式、旧瓶也有新酒。至于表述方式，金庸与梁羽生的小说语言也与前人不同，采用的都是雅致的文人语言。梁羽生的词作可以直追宋人。

但是，由于新派武侠小说从开始就只为娱乐而作，即使有着比先前通俗小说更为深刻的内涵，但也是由无意识而生发出来，并非有意为之。梁羽生在1979年于新加坡华文报纸开设专栏“笔·剑·书”，在开栏语中曾说，“本人本应搞文史专业，但偶然写作武侠小说，一写三十年，这三十年全部被浪费了。”金庸也曾多次表达过，自己的作品更多的只是娱乐与消遣，可见，他们对于自己的作品有着中肯的认识。

从此意义上说，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作品不可被高估，但在文化史上意义重大。新武侠小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被华人所认可，对于传承中国固有的旧文化有着正面价值。

武侠文化与时代精神

如果说晚清的侠义小说与清朝清官文化不可分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与市民消费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那么当下的中国对于武侠小说和武侠精神的诉求也与当下社会有着联系。

中国大陆目前属于经济上的现代社会，但法制制度并不完善，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遭遇不公平和不正义。如果遭遇这些的时候都可以通过合法追诉渠道得到解决，那么侠文化可能很快就会退堂，从而会出现公民文化的消费模式。

由于制度上的不足，武侠还可以引起人们的共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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